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一度出现腐败高发期，但毛泽东领导人民坚定地反对腐败，清理了腐化分子，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的

政治清明时代。尽管群众运动式反腐出现了一度过火的失误，但总体上来说，毛泽东留给当代世界相当丰富的历史经验，十分讲究

反腐政策与策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独门绝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呈高发多发态势，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

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学习和借鉴毛泽东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遏制腐败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反腐理论与实践十分丰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求党员干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劳动人民的阶级本

色，永葆廉洁清明的政治本色。毛泽东不断教育全党，要将为人民服务当作党员言行的最高标准，顾全大局，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

人民利益的关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作为赢得民心，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接受人民监督，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

发挥先进模范作用。毛泽东的反腐理论和实践正是围绕为人民服务而展开的。

　　一、居安思危，当腐败现象出现苗头时，果断反腐，并且坚持不懈

　　必须承认，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领导的各级人民政府中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大都过着清苦的生活，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

务。但是，由被反对派疯狂“围剿”走到执政舞台，由风餐露宿到住入城市的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共产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

　　对此，共产党的领袖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两个务必”和防止“糖衣炮弹”的理论，

还将进城执政比作进城赶考。刘少奇十分警惕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

　　“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如果搞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共产党丝毫不隐瞒党

内的不良作风，防微杜渐，谦虚谨慎。处决天津市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打响了共和国反腐的第一枪。

　　毛泽东通过刘张大案，给全党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

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经济建设、保障和提高人民生活、民主政治改革、土地改革、军队整编

等，亟待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毛泽东将反腐倡廉放在议事日程的重要位置上，果断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发动了反贪污、

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

报的“五反”运动。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倡廉运动。1950 年5 月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

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顿全党首先是干部

的作风，揭露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腐化堕落现象。1951 年2月18 日，中共中央进一步决定，从1951 年下半年起，用三

年时间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

　　此期间，除了“三反”“五反”运动外，毛泽东还持续不断地发动了一系列具有反腐倡廉意义的运动，如1953 年发动了反官僚

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1957-1958 年夏季发动了开门整风运动。20 世纪60 年代，在农村开展了“反

五风”运动，在城市开展了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文化大革命”前

还发动了“四清”运动等。尽管这些这些运动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者遗憾，但从整体上来说，有力地抵御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

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对

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二、首长带头，大张旗鼓，严格督办，一抓到底，不走过场

　　“三反”运动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首长带头”.“三反”初期，出现干部领导懈怠，不敢领导群众，不敢发动群众的倾向。

毛泽东指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或根本没有发动的情况是从何而来的呢？这里的主要关键就在于领导；而领导问题的中心就是要

‘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由于首长亲自动手，带头检讨，“三反”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大张旗鼓”是“三反”“五反”运动的一个特色。

　　一些干部暴露出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事实后，毛泽东、党中央下大决心进行一场反腐运动，要对腐败来一次全党的

“大清理”.毛泽东强调“三反”运动必须大张旗鼓进行，“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

进行斗争”.[2]（P549）情况明，决心大。情况已经弄清楚后，工作抓得紧不紧成为关键。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毛泽东领导反腐

败的重要特征是亲自挂帅，“雷厉风行”“事无巨细，一抓到底”.薄一波总结毛泽东领导反腐败的显着特点是“看准的事情一旦下

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方

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从1951 年

11 月20 日到年终的41 天里，毛泽东写了大量的指导“三反”斗争的指示、批示和书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第2 册里，收录这类文稿50 件。第3 册收录了毛泽东指导“三反”“五反”工作的竟达183 件，占这一册全部文稿的

2/5。此时，全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毛泽东抽出如此多的精力，专门指导“三反”“五反”运动，可见反腐败斗争在毛泽东工作

日程中的重要位置。

　　毛泽东督促严格细密。1951 年12 月30 日15 时收到中南军区关于“三反”问题的电报后，毛泽东即于元旦凌晨两点起草复电

，要求中南军区“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并对来电的不妥之处作了订正，还特意派人连夜乘专机送修改稿，

以显示事关重大，督促中南军区引起高度重视。

三、讲究策略，稳住大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

对于刚刚走上执政舞台的共产党来说，反腐倡廉是一件关系执政党地位能否巩固的大问题，但是，绝对不能将反腐倡廉工作绝对化

、极端化，不能以反腐倡廉工作牺牲或者代替经济社会建设或其他工作，相反，要几面铜锣一起敲，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开展大规模的群众反腐运动，耽误了生产。其实，毛泽东具有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具有科学处理社会经济

发展与反腐关系的能力。毛泽东强调：“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 

“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

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还强调：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

，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

    “三反”高潮期，与农村的春耕生产日期相重叠。毛泽东指示各地党委：“春耕即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

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

，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

    “五反”运动要打击违法乱纪的资产阶级，但是，毛泽东认为：“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

他之所以这样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要将“五反”运动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尽量保证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反”运动初期，没有充分注意运动与生产经营的统一安排，给社会制造了紧张气氛，资本家惶恐不安，市场萧条，税收减少，

失业工人也大量增多。1952 年2月15 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

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毛泽东在给各地区的回电中明确地指出

要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严格掌握广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乱，某些陷于停顿的经济活动，应大力注意恢复。” “尤其不

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对“县区乡某些违法资本家中的五反，目前一律不要进行。已进行

者，一律停止。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将根据情况另行通知。”最令资本家感到紧张的是清退违法收入和补足偷漏税款等

问题。在定案时，有的地方不切实际，将“五毒”账算得过高。党中央要求在定案时要做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既要对揭露出来

的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的处理，又要敢于把计算过高的资本家违法所得数目核减下来，“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

盈余”。对违法资本家提出一般只退补不罚款，并且实事求是地确定退补的比例，比例过高的要合理地降下来，并且允许资本家申

诉和进行复查。总之，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以高超的领导艺术把政治斗争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既扑灭了不法资产阶级的嚣

张气焰，又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日益良好的经济形势，促使工人的工资、福利得到了保证，资本家也不禁感叹共产党的伟大

。

四、鼓励干部以身作则，展示高风亮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高度警惕腐化，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身作则，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当得知有人民群众出于内心的热爱而铸毛泽东铜像时，毛泽东立即加以阻止：“不要这样做”。 “铸铜像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毛泽东反对任人唯亲。在亲友们希望给予照顾时，毛泽东总是说：有困难找组织解决，按组织规定去办；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毛泽东致信湖南省领导同志，不要允许亲属们的无理要求。

    毛泽东严格家规家教，严格要求子女，不搞特殊化。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刚上小学时，因为学校离中南海比较远，一个礼拜能回一次家。毛泽东不同意派小车接，认为这是搞特殊化。一位曾经在中南海工作的同志对毛泽东严格要求子女记忆犹新：中南海的人都对毛主席家的孩子印象特别好，他们不霸道。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毛泽东的两个女儿至今保持着毛泽东时代的质朴敦厚作风，成为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生活宁静而又淡泊。毛泽东留给她们的精神遗产，却让她们受用终身。

    周恩来不收受馈赠礼物。1961 年春节前夕，他收到家乡淮安县委托人捎来的莲子、藕粉等土特产，当即委托办公室回信，并寄去100 元钱。信中说：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在人们的印象中，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总是衣冠整洁，风度翩翩。殊不知，他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在衣着方面，也是尽量节俭，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仅有的几套料子服装，对破损处精心织补后，大都穿了几十年。1963 年，他出访亚非欧14 国，在开罗换下缝补多次的衬衣。随行工作人员不便拿给外国宾馆去洗，只好请我驻埃及使馆的同志帮忙，并叮嘱洗时不要用力，以免搓破。大使夫人感动得边洗衣边流泪。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干部和家属廉洁政治，并身体力行，堪称楷模。对此，邓小平曾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

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

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

五、树立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典型，培养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毛泽东曾说：“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新中国成

立初期，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宣传革命先烈英雄事迹的回忆录、诗词、小说、电影、戏剧，其目的就是要在全社会尤其是在干部中，

形成祖国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有利于清廉社会风气的形成。

    毛泽东曾经为好战士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20 世纪60 年代，在基层党的干部队伍里，涌现出一大批勤政廉政的典型。焦裕禄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他自1962 年冬担任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在一年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8个大队中的120 个生产队，跋涉五千多里，查清了全县84 个风口。他严格要求自己及家属子女，廉洁自律，坚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化，更不以权谋私。他总是从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66 年2 月7 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感动了亿万中国人民。焦裕禄是党政干部勤政廉政的楷模，廉洁政治的典型，学习焦裕禄品质，必然具有廉洁政治的意义。

    经过党中央的号召，全国在20 世纪60 年代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把这个学习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组成部分，当成培养干部廉洁奉公良好品质教育工作的一部分。

毛泽东时代育英雄。如果说干部代表是焦裕禄的话，那么，解放军代表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的雷锋，工

人代表是宁愿少活20 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王进喜，农民代表是当了副总理依然参加生产劳动的陈永贵。那是一个英雄模范人物辈出

的年代，还有救火女英雄向秀丽、全家都在城自己愿留乡的邢燕子、钢铁战士麦贤得、鞍钢老英雄孟泰、舍身拦惊马的爱民模范欧

阳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战士王杰等。见贤思齐，英雄人物鼓舞全社会追求上进，具有反腐倡廉的意义和价值。

六、增强干部劳动观念，打掉官气，平等待人，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密切联系群众，廉洁奉公

党央和毛泽东提倡干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一是鼓励干部打掉官气，“下楼出院”，深入基层，接受群

众的教育，参加劳动，强化干部劳动观念；二是反对铺张浪费，崇尚勤俭朴素，提倡艰苦朴素，厉行节约。这些措施，与干部以身

作则、树立廉洁奉公典型等富有特色的做法一样，属于毛泽东反腐的独门绝技，在当今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里难以找到此类经验。

党中央毛泽东要求并鼓励高级干部基层蹲点，参加劳动。毛泽东曾就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有如下批示：“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

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

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

小部分体力劳动（那怕是很少一点）。”指出这样做的伟大意义：“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

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 “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

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教育干部知道自己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

人民头上的老爷，有利于干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克服官僚主义。

    广大干部深入基层，到生产第一线，到基层蹲点，获得以往在机关大院得不到的认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干部们深切体会到群众的疾苦。1964年12 月6 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给刘少奇写信汇报在湘潭县良湖公社良湖大队蹲点情况，表示深受教育，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性。

    廉政就要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厉行节约。毛泽东指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勤俭建国，这是我国的建设方针。同时，毛泽东把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当作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下，社会崇尚艰苦朴素勤俭建国的风气，干部普遍养成了反对浪费提倡节约的观念，对于反对和防止干部腐败，培育廉洁奉公的党风政风，具有特殊功效。

七、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积极接受群众来信来访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腐败运动中，毛泽东特别注意新闻媒体对反腐运动的报道，对党报党刊应该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都有明确

的指示，多次指示，有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 “此件可在党刊上发表”，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在“三反”运动中，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充分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利，配合运动的进行，刊登一系列有影响力的社论，

开办“群众来信”“读者来信”专栏，对运动不积极的地方政府和新闻媒体进行批评揭露，积极倡导廉洁的社会价值观；增强群众

反腐败的信心；调动群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反腐败斗争的开展。据统计，1950 年4 月共收到读者来信1 674 件，

较3 月增加一倍，而5 月则增加到2 487 件。那时的许多报纸如《长江日报》《云南日报》《河北日报》《大众日报》等改变了副

刊的编辑方针，辟专栏或整个副刊改为《读者来信》，专门刊登批评建议、群众呼声、被批评者检讨等。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后，

人民群众投书《人民日报》质问：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

“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

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河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诚恳地在《人民日报》上作了检讨。1953 年1 月19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

表了《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大胆揭发官僚主义罪恶》的社论，要求各地重视人民来信，抓紧处理人民来信，并形成制度。这一时期

，在报纸上公开了以批影响较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件。非常可贵的是，1952 年《人民日报》开辟“报纸工

作述评”专栏，对全国各地主要报纸的批评活动进行督导，对做得好的给予表扬，对做得差的给予批评。

党真诚地接受监督，接受人民来信来访。1950 年4 月19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

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报纸和刊物上公开地全面地揭露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毛泽东非常重视人民

来信，指示：“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

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 1951 年6 月7 日，政务院作出《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

》，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人民群众监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员”。“县（市）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均责成一定部门，在原编

制内指定专人，负责处理人民群众来信，并设立问事处或接待室，接见人民群众；领导人并应经常地进行检查和指导。”两个决定

引起了各地各级政府机关的高度重视，认真接待人民来访，各地报纸刊登了大量人民来信，对反腐倡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