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不仅是一种政风，更是一种文化。廉政文化是关于廉政的知识、信仰、规范、价值观和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它不因历代政治、制度的更迭而消失。廉政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华文化的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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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廉政文化起源 

　　中国廉政文化萌芽于中华文化形成之初，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源头可追溯到上古原始氏族部落联盟时期。那时，人类虽然没有后世严格意义上的廉政意识，却有了“平均分配食物”的概念，有了最早的廉政行为和措施，并给后世留下了民主议事、推举“有德者居其位”的廉政记忆。一位叫皋陶的氏族首领首先提出了“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里所提到的“简而廉”，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廉政文化的最早记载。 

　　把“廉”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道德观念和治国思想，则是在西周初年。《周礼・天官・小宰》日：“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日廉善（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好评）；二日廉能（指能行政令，较好地贯彻各项法令）；三日廉敬（指不懈于位，恪尽职守）；四日廉正（指不倾邪，品行方正）；五日廉法（指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六日廉辨（指临事分明，头脑清楚，不疑惑）。”小宰是西周天官的属官，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评判官府的“善、能、敬、正、法、辨”六件事。这种以“廉”为本考察群吏的政绩，裁断高下优劣的做法，称为“六廉”。 

　　沿着《周礼》的脉络，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都把“廉”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道德体系。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无一不褒扬“廉”，其中法家更是把“廉”和“政”结合起来考察，认为“礼义廉耻”是立国之本，并制定了“廉不蔽恶”的原则。墨家学派也同样强调“廉”在道德伦理中的重要意义，因而最早把“廉”作为重要德性提出来，认为君子之德有廉、义、爱、哀“四行”。此后的各个朝代都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机构，出台了各种法典以奖廉罚贪。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监察法――汉惠帝时的监御史九条，汉武帝时的刺史六条，明初颁布的一系列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清朝实行的养廉银制度等。在我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尽职尽责、政绩卓著、清廉守正、严于执法的清官廉吏，产生了诸如“吏治廉洁的标准”、“治贪之道”、“节俭治贪”等廉论以及许多或讴歌廉洁，或鞭挞贪腐的廉诗、廉文、廉对、廉谣、廉谚、廉戏、廉政故事、格言、警句等等，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廉政文化。 

　　这些在廉政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观念形态和出现的人物事件，构成了内涵丰富、外延清晰的中国廉政文化发展脉络。 

　　二、中国廉政文化发展中的典章与制度 

　　我国的廉政典章与制度伴生于中华廉政文化萌芽时期。其中，官职设置上的互相制约，道德教育与法制规范的相互配合，严厉惩处与细密防范的有效措施，正确处理廉政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尤为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借鉴。 

　　《尚书・尧典》有“鞭作官刑”的记载。《尚书》的《胤征》《伊训》等篇记述了夏商两代统治者对官吏职责、义务的界定及官吏失职、渎职、贪污等犯罪行为处罚的具体内容。 

　　先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萌芽和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家的形成，廉政制度初步建立起来，“民本”、“德治”、“仁”、“道”、“法治”’等深刻影响后世的廉政典章与制度也在此时产生。 

　　战国以降，官僚行政制度逐渐取代了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头脑比较清醒的执政者，大多是廉政思想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们能够意识到，属下官吏廉洁自律和崇尚廉政的社会风气，会直接影响政权的兴。衰存亡。正如《晋书》所说：“王道治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一义正，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 

　　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廉政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如，先秦两汉时期汉代对受贿罪的惩治，魏晋隋唐时期的魏晋南北朝考试选拔官吏、吏部考司的考课复审、唐代选拔监察官员的标准¨，宋元明清时期的官吏任职回避、官吏的考课制度沅典章、大明律、晚清的监察和官吏考核等。一 

　　三、中国兼政文化与道德 

　　中国廉政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官德”密切相关。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德治”的优良传统，“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其家门而不入”，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成了从政者的座右铭。大凡开明盛世的统治者，都明白“水清沙自洁，官贤弊白绝”的道理，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历朝历代对于中国廉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造就了一系列的“官德”规范，推动廉政文化不断发展，历久弥新。 

　　作为观念形态，古代社会的廉政思想不断呈现。《周礼》关于廉政的思想显然已不再停留于廉政的简单含义，认为衡量一个官吏是否廉政的标准，不仅关乎人品、道德，而且还有一个能力、职称问题。并对如何衡量廉能、廉法等，设计了具体、细密的考核办法。这无疑大大拓宽了对廉政的理解范畴，扩充了廉政文化的内容。统治者倡行廉政的基本思想自然与维护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有关，但在客观上也维护了社会长治久安，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应有的正义。这是毋容置疑的。 

　　春秋时期，经历“百家争鸣”的洗礼，儒学得到迅速发展，廉政文化也随之与时俱进，廉政思想成为儒家宣扬的重要的道德思想。儒家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之四维”，即维系国家生存发展的四大道德伦理和精神支柱。其中，“廉”，即廉政思想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强调“廉者，政之奉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据此，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为了稳固国家的统治，维护各自集团的利益，都不同程度地推崇和实施廉政思想，并把廉政作为官德的重要内容和衡量社会风气好坏的重要准则，廉政文化也因此得到不断地加固和弘扬。例如先秦两汉时期的孑L子“节用爱人”、孟子“民为贵”、董仲舒“食禄者不与民争利”、司马迁“奉法循理”，魏晋隋唐时期的曹操赏罚分明、诸葛亮“威之以法，限之以爵”、魏征“居安思危、节奢以俭”，宋元明清时期的宋太祖“勤政节俭”、王安石的廉政思想、耶律楚材的廉政思想、明太祖“治乱世重典”、康熙的廉政思想、康有为的廉政思想等。 　　四、中国廉政文化与清官廉吏 

　　廉政和廉吏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廉政要求规范着廉吏的行为，廉吏的行为又践行着廉政的要求。历史上，几乎每提到“廉”，都会与“贪”相比较，“廉”和“贪”似乎成了一个形影不离的历史现象。“廉”与“贪”自古以来就是两个对立的道德观念。“廉”是一种高洁的美德。孑L子认为，在善、能、敬、正、法、辨“六事”中，应当“以廉为本”。《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居官的“七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正以处心，廉以律己”。他还进一步分析说，廉洁自律具体表现为三种不同的道德境界：“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土，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 

　　从古到今，我们既有一部清官史，也有一部贪官谱。为政清廉的人各有不同，有的慎独不取，有的体国恤民，有的清操励节，有的俭约朴素。如先秦两汉时期甘棠遗爱的召公、一饭三吐哺的周公、施惠一南阳的召信臣，魏晋隋唐时期比之召公的谢安、明断是非的狄仁杰、塞贪竞之门的姚崇、居官鲠正的宋�，宋元明清时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一策安中原的耶律楚材、不惧皇权的刘肃、“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铮铮一汉子”海瑞、“一枝一叶总关情”的郑板桥等。他们用自己的崇高人格和高尚行为，在历史上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而为政贪婪的官吏其本质是一样的，大都为满足个人的私欲，置国家、人民的利益甚至个人的名节于不顾。历史上也不乏其人，如先秦两汉时期指鹿为马的赵高、东汉头号贪官梁冀，魏晋隋唐时期争奇斗富的石崇、卖官宰相元载，宋元明清时期搜刮遍天下的“阉党”魏忠贤、“和王申跌倒，嘉庆吃饱”的和王中等。 

　　五、传承和弘扬中国廉政文化的意义 

　　当代中国的廉政文化，是中副共产党人在廉洁从政方面所建构的思想、道德、政治、法律、制度体系的标志，烙印着崭新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廉政建设的变化、发展和进步状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发展廉政文化。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需要以廉政文化为支撑和动力。因此，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课题，越来越受到党的各级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视。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力继承和弘扬廉政文化，深入研究和创新廉政文化，对于共产党人领导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图大业来说，将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腐败”也成为目前存在于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我们的执政党和罔家权力机关正经受着利欲横流、诱惑充溢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挑战和考验，社会上贪腐沦落之风如瘟疫般侵蚀、渗透和染指我们健康的肌体。虽然我们年年喊反腐，但权钱交易、行贿受贿、拉帮结派、蝇营狗苟、违法乱纪等诸多问题，大有前“腐”后继之势。如任由“腐败之风”蔓延，则有亡国亡党之危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上，因社会腐败而酿成的悲剧屡有发生。例如南宋时期，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兴盛。临安的繁华，曾让西方人马可波罗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如此强盛的南宋王朝竟会被区区数万蒙古人的铁骑所踏灭。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不少人曾一度认为，发生在120年前的这场战争之所以败北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其实不然，造成这样屈辱的历史悲剧也不外乎清政府的妥协投降和当时社会的腐败。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盏油灯，四壁黄土，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衣服，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在艰难困苦中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时断言：这种清廉节约的作风一定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13年后，蒋介石政权行将灭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军官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清廉，以清廉换得的民心。”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把反腐倡廉作为坚定的政治追求，赋予了廉政文化崭新的内涵。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会的讲话中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重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重追究和严厉惩罚，绝不是一句空话。” 

　　最后，让我们以内乡县衙一堂、二堂、三堂的几副楹联作为结语，与大家共勉：“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