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孟子：善养浩然之气
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其弟子及再传弟子将孟子的言行记录成《孟子》一书。孟子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强调“正义”比“生命”更重要，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舍生取义。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修养和廉政思想的精华。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认为人民群众是最尊贵的，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主张为政者应该“与民同乐”。有一次，孟子与齐宣王一起到城外打猎。齐宣王问孟子：“传说周文王当时有一处猎场，方圆七十多里，可有此事？”孟子说：“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皱起眉头道：“我的猎场不到四十里，比周文王的小了很多，可百姓为什么还认为我的猎场太大了呢？”孟子解释说，周文王的猎场虽大，但人们可以进去割草打柴，猎人也可以进去打猎，文王与百姓一起共用猎场，老百姓都会觉得猎场不大。可君王您呢，恰恰同周文王相反。我听说您的猎场方圆四十里，谁要是杀了里面的鸟兽，等于犯了杀人之罪。对齐国的老百姓来说，你这个四十里的地盘，就好像是一处大陷阱，这就是老百姓认为您的猎场太大的原因。孟子的一席话使齐宣王猛然惊醒，他下令属下开放猎场，要像周文王那样，与百姓一起享用。
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以百姓的快乐作为快乐的人，百姓也把他的快乐作为快乐；以百姓的忧患作为自己的忧患的人，百姓也会把他的忧患作为忧虑。百姓把天下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百姓把天下的忧患作为自己的担忧，这样的话，就能称霸天下。孟子还提出了“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他看来，统治者能否做到与民同忧乐，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统治者地位的巩固。
重义轻利。孟子反对见利忘义，他认为：“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知有也。”意思是，做臣子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国君，做儿子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求利的念头侍奉哥哥，这会使君臣、父子、兄弟最终背离仁义，怀着求利的念头相互对待。这样的国家却不灭亡，是从来没有的。因此他提倡为政者要舍利取义。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进一步阐述说，鱼是我所想要的，熊掌也是我所想要的；这两种东西不能够同时得到的话，那么只有舍弃鱼而选择熊掌了。生命是我所追求的，大义也是我所追求的；这两种东西不能够同时得到的话，那么只能舍弃生命而选择大义了。
可以看出，孟子的“重义轻利”原则，是要求为政者树立不苟取，不妄得，不受不义之财的道德意识，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并警示为官者要廉洁从政，舍小利而重大义，经得起各种诱惑与考验，才能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认为，要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这种气极端浩大，极端有力量，用正直去培养它就能充满天地之间。孟子还认为，养浩然之气，还必须坚守高尚的气节。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有浩然之气的人，则应该胸怀天下，始终站在天下最正义位置上，推行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大道理。得志时惠及百姓；不得志时就独自修性养身。富贵不能使其骄奢淫逸，贫贱不能使其改移节操，威武不能使其意志屈服。
此外，孟子还主张“居移气，养移体。”他认为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气度，所受的奉养可改变人的体质。意在说明优越的环境和生活条件有时也会给人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人们应当善于利用优越条件，克服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因为安居可以改变人奋斗不息的气质，使人变得懒惰，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养尊处优更会使人变得娇贵，经不起风攻雨淋。所以，要想成为具有浩然正气的人，就应该志存高远，淡泊名利，清正廉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不断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行为品质。
2、庄子：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庄子，姓庄，名周。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品为《庄子》。庄子因崇尚自由而不应楚威王之聘，生平只做过宋国地方的漆园吏，史称“漆园傲吏”，被誉为地方官吏的楷模。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他的作品被人称之为“文学的哲学，哲学的文学”。《逍遥游》是《庄子》的首篇，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可作为《庄子》一书的代表，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篇的主体，通过大鹏与蜩、学鸠等小动物的对比，表明无论是不善飞翔的蜩与学鸠，还是能借风力飞到九万里高空的大鹏等，想真正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必须做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的“无己”就是忘掉自己，不计生死，超越自我，物我两忘；“无功”就是不讲功名利禄，只有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而无更多的奢望；“无名”就是忘记荣辱得失，褒贬由人。第二部分进一步阐述“无己”是摆脱各种束缚和依凭的唯一途径，只要真正做到忘掉自己、忘掉一切，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也只有“无己”的人才是精神境界最高的人。第三部分，论述什么是真正的有用和无用，说明不能为物所滞。庄子认为，只有道德修养高尚的“至人”能够达到忘我的境界；只有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心的“神人”才不会因功利所累；只有思想修养臻于完美的“圣人”才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
在《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中，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意思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的欲望，就会使人精疲力竭。既然如此，还去追求欲望的人，只能倾家荡产，甚至失去生命。注重自我修养的人，去做好事而不去追求名利，从不做坏事而触犯刑律，把遵纪守法和修身为民当作人间正道，并作为人生处事的法则，自觉地做到理性而有效的节制欲望，便会终身没有忧虑，就能升华自己生命价值，就能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庄子认为，知足的人不因利禄累害自己，心意自得的人遇到损失也不忧惧，修养内心的人没有爵位而不羞愧。一次，楚威王听说庄子的才学很高，派使者带着厚礼，请他去做相国。庄子对使者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可你就没有看见祭祀用的牛吗？喂养它好几年，然后给它披上有花纹的锦绣，牵到祭祀祖先的太庙去充当祭品。到了这个时候，它就想当个小猪，免受宰割，也办不到了。你赶快给我走开，不要侮辱我。我宁愿像乌龟一样在泥塘自寻快乐，也不受一国君的约束，我一辈子不做官，让我永远自由快乐。”这段话，表达了庄子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然通达的思想境界。
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庄子在《庄子•杂篇•列御寇》中提出九种选拔官员和人才的办法：“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庄子认为，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预测天象还要困难。因此，选拔官员和德才兼备的人才需要深入而细致的观察：一为观其忠，是指上司、君王有意疏远、冷落考察对象，看他是否依旧忠心耿耿，由此观察他的忠诚度；二为观其敬，与考察对象近距离接触，建立私交，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应有的礼仪与尊敬；三为观其能，即给考察对象安排很多有挑战性的工作，看他能否游刃有余，借以观察其工作能力；四为观其知，突然向考察对象提出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可以考察其对分管工作的了解程度以及相应的分析归纳概括能力；五为观其信，交给期限紧迫的任务观察他们是否守信用；六为观其仁，“仁”在此处是廉洁的意思，关键时刻观察他们是否持守节操；七为观其节，把财物托付给他们观察是否清廉，是否能临危不惧、处变不惊、持守节操；八为观其则，让考察对象喝醉酒，然后观察他的行为仪态；九为观其色，用男女杂处的办法观察他们对待各类不同人的态度，可以考察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庄子提倡的忠诚、敬慎、能力、智识、信誉、廉洁、节操、仪态、人际等九个方面的考察内容，成为以后中国历代政府考察和选拔官员的重要参考与标准。
3、管仲：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管仲，名夷吾，字仲，史称管子。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改革家，辅助齐桓公成为春秋霸主，被称为“春秋第一相”。管仲最早提出“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对后世整饬吏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认为：政权之所以能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之所以废弛，则因为违逆民心。“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意思是，君主自身是规正德行的根本，官吏好比耳目，是受这个根本节制的。统治者以德治立国，百姓就能受到德政的教化；统治者清廉勤政，官吏就能仿效而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管好官吏和教化人民，其关键在于统治者。管仲还提出：“明主之治也，明于分职，而督其成事。胜其任者处官，不胜其任者废免。故群臣皆竭能尽力以治其事。乱主则不然。故群臣处官位，受厚禄，莫务治国者，期于管国之重而擅其利，牧渔其民以富其家。”他告诫统治者要加强对官员的管理，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并监督他们完成。胜任的官员留任，不胜其任者废免。这样各级官员都会竭尽全力来完成自己的职责。反之，各级官员都只占据官位，接受厚禄，而不去尽心致力于治理国家，只期望掌握重要部门而独专其利，只期望搜刮人民而独富其家。
仓廪实，则知礼节。除了要求政治上清明外，管仲还重视民生问题，提出了“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管仲认为，每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致力于四时农业发展，确保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迁来，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官员行事廉洁且符合法度，百姓就可以相安无事；人人遵守法度、不逾规矩的品德发扬光大，国家政令就可以得到贯彻推行。
管仲进一步指出：“错国於不倾之地，积於不涸之仓，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争之官，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意思是，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民生的源头上，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向百姓指出犯罪是必死之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干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难得持久的地位，不做不可挽回的事情。管仲认为：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国家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百姓粮食就会充足；奖励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国家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勇敢与信实，人民就不怕为国献身；依人民的利益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使人民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利用各种手段欺骗人民，人民就会拥戴统治者。
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管仲还首次把“廉”列为治国之纲：“国有四维，礼、义、廉、耻。”管仲认为：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矩；有义，就不会妄自尊大；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屈从坏人。为此，管仲提出用“二察”“三审”“四慎”的方法来考察选拔官员。
“二察”：一是乡里察举。“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才”，各级官员要用“察举”的办法发现并逐级上报。二是君主察问。就是最高统治者亲问乡属德才之士，“乃召而与之坐。”“问国家之患而不疚。”意思为召来与其共坐，仔细观察他的素质，以便了解他能否堪当大任。
“三审”：一为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二为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三为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管仲认为，使用与提拔官员需要严格审查：如果官员的品德与地位不相称，则不可以提拔重用；对于官员德行不高的人，不可授予尊高的爵位；对于没有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不可给予优厚的俸禄；对于不能执政为民的人，就不能让他做更大一级的官员。
“四慎”：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意思为：对于提倡道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不可以授予国家大权；对于见到贤能而不让的人，不可以授予尊高爵位；对于掌握刑罚而躲避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对于那种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而轻易索取赋税的人，不可以让他做都邑的官。管仲把“四慎”当作巩固国家政权的原则和保障国家安稳的根本。
4、晏婴：廉者，政之本也
晏婴，字仲，尊称晏子，春秋后期齐国重要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其思想、言行、事迹主要记载于《晏子春秋》中。晏子认为“廉者，政之本也。”把“廉”当作为政的根本、政治的根本，从而形成了“廉政”一词。晏子廉政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重民与爱民，强调统治者自身廉洁的重要性。
廉之谓公正。史载，齐景公有一次问晏婴：“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意思是：要想做到政治廉洁而长久运行，他的行为应该和什么相似？晏婴回答：“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也，是以长久也。”大意为：廉政要像水一样清。清清的水很美，如果它浑浊了，它不会有好的前程，就会把它经过的地方都污染；如果它是清清的，那么在它所经过的地方，水会把一切污浊的东西都清除了，这是我国历史上有人对“廉政”一词最早的理解。
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晏婴进一步提出：“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怨利生孽，维义可以为长存。且分争者不胜其祸，辞让者不失其福。”意思为，廉洁，是为政的根本；谦让，是美德的主体。廉洁也是公正，谦让是一种美德。凡是血气方刚的人，都有争胜之心，蓄积财货就会生出灾害，只有正义才可以长久保存自己。喜欢纷争的人，他的灾祸就会不断，谦让的人才不会失去福分。
患夫社鼠。一天，齐景公问晏婴：“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晏婴回答：“最大的忧患是社庙的老鼠。”齐景公不解地问：“为什么呢？”晏婴解释说：“社庙的墙壁是把许多木条联结在一起，外面抹上泥土。老鼠喜欢到这种墙内寄居。人们设法消灭它们时，用火去熏，怕烧坏了木头；用水去灌，又怕毁坏泥墙。因此，老鼠凭借这个原因，作威作福，使人们很难根除。国家也有社鼠，就是国君亲信的那些小人。他们在朝中隐瞒善恶，蒙蔽君王；在外卖弄权势，欺压百姓。如果不杀掉这种人，就会酿成祸患，如果要杀他们，人们会因为他们是国君的宠臣和心腹而无可奈何。这些人实在是贻害国家而又难以根除的社鼠啊！”晏婴向齐景公阐述了腐败的危害性，实行“廉政”的重要性。
洁身守道。晏婴不仅提出“廉政”的概念，倡导以“廉”治国，还是“廉政”与“廉洁”的实践者。晏婴提出：“故圣人伏匿隐处，不干长上，洁身守道，不与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义，瘁而不失廉。”大意是：高尚的人隐居，不去干谒君上，洁身以守道，不与世人一同陷于邪恶，所以地位卑微却不失道义，生活困苦不失廉洁。据记载，晏婴为相三年，齐国政治安定，百姓富足。而晏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平时，他吃的是普通糙米，很少吃肉食。景公听说后亲自去他家查看，当他看到晏婴的饭食时说：“先生的家境如此贫穷，我先前却不知道，这都是寡人的过错。”第二天，景公派人给晏婴送去钱和一件很昂贵的狐皮袍子。往返三次，都被晏子拒绝了。晏婴向景公解释道：“您平日给我的赏赐，足够我一家老小吃穿了，并且还有多余的财物帮助亲戚朋友。您要再赏给我大批的钱物，我收下并拿去救济百姓，那是拿您的赏赐为我自己买好名声，廉洁的臣子是不能如此行事的；如果把您赏赐钱物藏起来，就成了不仁不义的人，明智的臣子也不会做这种愚蠢之事的。因此，我无论如何不敢再接受您的赏赐了。”景公见晏婴再三拒绝，只好作罢。
不持利以伤廉。“不苟合以隐衷，可谓不失志；不持利以伤廉，可谓不失行。”意为：不苟合来隐蔽忠诚，可称为不失忠；不贪求私利而妨碍廉洁，可称为不失行。晏婴把“行廉而不为苟得”作为一种高尚品德的内涵而固化。
史书记载，晏婴晚年退休，请求齐景公把自己为相的食邑俸禄交还给国家，齐景公不答应：“从我们先君丁公到现在，齐国大夫中，从来没有年老了就归还食邑俸禄的人。先生您要这样做，这是有违国家固有法规的，万万不可呀！”晏婴说：“我听说古代侍奉君主的人，都是权衡自己的道德然后决定俸禄的。道德淳厚就接受俸禄，道德微薄就归还俸禄。这样做，一方面是彰明了君主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所有官员廉洁。现在，我年老体衰，不能像壮年时那样为国家效力了，却仍然享受原来为相时丰厚的待遇，这就是在掩盖君主的贤明，而纵容下边的官员贪婪啊！”晏婴又说：“难道我这个不贤德的父亲，还要替不贤德的子孙接受丰厚的赏赐，因而损害国家和人民的道义吗？况且，道德微薄，俸禄却丰厚；才智昏惑，家室却富足，这就是使贪婪昭彰，而且违背了圣贤廉洁的教诲呀。我不能这样做。”最后，晏婴坚持交出了食邑。
5、墨子：贫则见廉富则见义
墨子，名翟，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十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利民、尚贤为支点，是中国古代官德修养的重要思想体系之一。
思利寻焉，忘名忽焉。修身思想是墨家思想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墨子•修身》中，墨子强调：“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认为，贤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必定明察左右、招徕远人；君子能够明察远近，提高自身的修养。君子看到左右之人非但不能修养品行，还要诋毁自己，就反躬自问，这样他们的抱怨和诋毁之言减少，品行也得到修养提高。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贫穷时要表现他的廉洁，富足时要显示他的义气，生时被人爱戴，死时为人哀悼，这四个方面不可虚假，而且要反身自问是否有虚伪之处。存在心底的是无尽的爱；自身的举止行为是无限的谦恭；出口之言无限的善良。能够使存在于内心之爱体现于外表行为，一直到年老，还坚持不懈修身的，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思利寻焉，忘名忽焉，可以为士于天下者，未尝有也。”墨子指出，意志不坚强的人，他的智慧就不能充分发挥；讲话不守信用的人，他的行动就不会果敢；有雄心而不能持久，以后一定懒惰。水源浑浊则流水不清，行为不可信则名誉必损。名声不会轻易得到，树立名声不能取巧。君子的言行是一致的。那种只是想着牟利，不顾名誉，这样可以为天下贤士的，是从来没有的。
爱民不疾，民无可使。墨子说：“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持之，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为政若此，唯欲毋与我同，将不可得也。”“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尚同之说而不可不察。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他认为：凡是要使百姓与统治者同心同德的，如果不关心百姓疾苦、为百姓造福，百姓就不能受统治者驱使。所以，统治者必须切实爱护自己的百姓，以诚信仁爱之心对待他们，首先带领他们过上富贵的生活在前，用严明的法律进行监督、惩罚于后。如果这样施政，即使百姓想与统治者不一致，也将办不到。现在天下的王公大人、士君子们，如果心中确实将在国中实施仁政，追求做贤明的施政者，对上要符合圣王之道，对下要符合国家百姓之利，因此对尚同这一主张不可不予以审察。与民同甘苦是施政的根本和统治的关键。
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还系统论述了“尚贤”的思想。墨子把使用人才上升为治乱兴衰的根本国策。“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於众贤而巳。”墨子认为，在天子、诸侯等统治者施政于国家的时候，没有不把尊敬贤者、任用能人参政作为国策的。因此国家拥有贤能之士增多，则国家就会被治理得很好；贤能之士很少，国家就不会安定和谐。因此，当权者必须把选拔贤能作为重要事项，招揽更多贤能人才为自己国家所用。他强调：“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倘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如果治国顺利时，贤士不可不选用；治国不顺利时，贤士不可不选用。想要师法尧舜禹汤治国之道，就不可以不崇尚贤能。所以，重视贤能的人，就是治国理政的根本。
墨子还指出：“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意思为，古时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或手工、经商的人，只要有能力的就可以选拔任用，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重任，给他权力。另外还要根据德行任官，根据官职授权，根据功劳定赏。衡量各人功劳而分给禄位，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的就举用他，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在这里，墨子把“贤”作为选官的唯一标准，其身份、地位、职业等等社会因素都不可影响人才的使用。并建议举公义，避私怨，要量才而任用，量功而分禄。
6、李悝：选贤任能 赏罚严明
李悝，战国初期著名政治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在魏国魏文侯时任丞相，主持开展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变法。在政治上，他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在经济上，他推动实行尽地力、平籴法。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李悝还在整理春秋以来各诸侯国所颁布成文法的基础上，编纂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成为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立法的蓝本。司马迁评价：“魏用李悝尽地力，为强君。”班固称李悝变法使魏国实现了“富国强兵”。
变法过程中，李悝首先提出“尽地力”的“重农政策”。要求国家尽可能地开垦荒地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调动人民种田的积极性。李悝认为：“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善为国者，使民不伤而农益劝”。强调农业、农民的重要性，强调粮食生产关系到国计民生；认为一个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使百姓的利益不受到伤害同时还要鼓励农民搞好生产。
李悝还提出“常平仓”政策，实行“平籴法”。“平籴法”规定每家农民收入的粮食中，除交十分之一的税及自己食用、消费外，多余的粮食由国家收购。法令把丰年分为上、中、下三等，荒年时也分为上、中、下三等，丰年由官府按丰年的等级出钱籴进一定数量的余粮，荒年时由官府按荒年时的等级平价粜出一定数量的粮食。这样做，无论丰年、灾年，粮食的价格都能保持基本稳定。从而达到“取有余以补不足”“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通过这样的改革，限制商人的投机活动，保护农民利益。魏国很快便粮库充盈，走向富强。
李悝在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开始向爵禄世袭制挑战。爵禄世袭制是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世代享有其祖上获得的爵位、官位以及相应俸禄的制度。由于贵族们的子孙们不劳而获，长期养尊处优，骄奢淫逸，毒化了社会风气；他们居官不谋官事，为国不念国政；这些人不仅无功于国家，还要消耗大量国家财富，妨碍一大批治国之士为国建功立业的途径。李悝称之谓“淫民”。
汉代刘向在《说苑》里写道，一次，魏文侯问李悝怎样“为国”，李悝答：“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意思是，要让那些立有功劳的人享有俸禄，要使用有才能的人，做到赏罚得当。魏文侯说：“我赏罚是很得当啊，可民众还是不愿为我出力，这是为什么呢？”李悝回答：“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里有‘淫民’呢？”李悝指出：“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他建议削夺“淫民”们的俸禄和官位，以此招徕四方有才能的人。
李悝的建议被魏文侯采纳，从此，魏国贵族们的特权被取消，国家建立起了一套依靠战功和才能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从而使得一大批治国能人，得以进入权力中心。
李悝还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提出识人“五法”。《史记》中记载，李悝退休的时候，魏文侯不知道选谁任丞相为好，在候选人翟璜和魏成子之间摇摆不定，因此他向李悝征求意见。魏文侯对李悝说：“先生曾经教导我，‘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如今要安排丞相，不是魏成子就是翟璜，这两个人您看怎么样？”李悝回答说：“我听说，卑贱的人不替尊贵的人谋划，疏远的人不替亲近的人谋划。我的职责在宫门以外，不敢承担这个使命。”文侯说：“先生面对此事就不要推辞了。”李悝说：“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意思是，平时看见他亲近哪些人，富有时看他结交哪些人，显贵时看他推举哪些人，不得志时看他不做哪些事，贫苦时看他不要哪些东西。“有这五条足能决定谁当宰相了，何需依靠我李悝呢！”文侯说：“先生回家吧，我的宰相已经决定了。”
之后，翟璜质问李悝说：“今天听说君主召见先生去选择宰相，结果是谁当宰相呢？”李悝说：“魏成子当宰相了。”翟璜气得变了脸色：“就凭耳目的所见所闻，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西河的守将是我推荐的。君主对内地最忧虑的是邺郡，我推荐了西门豹。君主计划要攻伐中山国，我推荐了乐羊。中山攻灭后，派不出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君主的儿子没有师傅，我推荐了屈侯鲋。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李悝说：“您向您的君主推荐我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结党营私来谋求做大官吗？您怎么能跟魏成子相比呢？魏成子有千钟俸禄，十分之九用在外边，十分之一用在家里，因此从东方聘来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君主把他们奉为老师。您所推荐的那五个人，君主都任他们为臣，您怎么能跟魏成子相比呢？”翟璜听后幡然悔悟，向李悝拜两拜说：“我翟璜是浅薄的人，说话很不得当，我愿终身做您的弟子。”
7、荀子：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他尊王道，称霸力；崇礼义，讲法治；主张“性恶”论，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他还提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他主张重视社会秩序，通过法治来约束与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要求统治者重视礼义道德教育，将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
学不可以已。《劝学》是《荀子》一书的首篇。本篇较系统地论述了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前一部分，论述学习的重要性；后一部分，论述学习的步骤、内容、途径等有关问题。
开篇第一句为“君子曰：学不可以已”。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必须用礼义来矫正，所以他特别重视学习，并通过“君子”之口提出来。“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比喻任何人通过发奋学习，都能进步。这两个比喻来源于生活，浅显易懂，容易使人受到启发。意在表明只有刻苦学习，才能达到“青于蓝”与“寒于水”效果。“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紧接着文章继续设喻，进一步从根本上阐明学习的道理。之后，文章引出论断：“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强调木材经过墨线量过就会取直，金属制成的刀剑之类拿到磨刀石上去磨就会锋利，这就好比自己广泛学习后，要每天检查反省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后的行为就会知识通达而不再有过错。这里，荀子强调，学习首先需要修养品德气质，保持专一的品质；二要保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学习方向；三是要善始善终，切忌半途而废，以期达到完全而纯粹的精神境界。
重法爱民而霸。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他提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以“礼”治国是取得天下的重要途径，不以“礼”治国就会丧失天下。他进一步提出：“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荀子认为，统治别人的人，推崇礼制而又尊重贤人，就可以在天下称王；重视法治而又爱护人民，就可以在诸侯中称霸。能采取德法并举的手段，就能把国家治理好。
荀子还主张“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他认识到，道德并不是万能的，单纯依靠道德并不足以教化百姓，对犯法的人不加以严惩，社会就会发生混乱，民心就不服，国家就不稳定。如果有现成的法律，就依法量刑；在实现法治时，刑罚必须与罪行相当；刑罚与所犯的罪相称，社会就安定；刑罚与所犯的罪不相称，社会就混乱。荀子认为，“正法以齐官”与“百吏畏法循绳”并行，对于犯法的官吏，也要依法惩治。只有这样，君主才能把自己的治国理念落到实处。
荀子力主慎刑，“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批评那些不知教化百姓而乱施刑罚的君主，不进行礼义教育而过多实施刑罚，这样虽然刑罚多但不能根治歪风邪气；只有礼义教育而不实行刑罚，这样做坏事的人就受不到应有惩戒而邪气日盛。他强烈反对以族论罪的株连，认为这是乱世的做法。主张只有合理利用法律的统治者，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治国作用。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在《荀子•王制篇》中写道：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马受到惊吓，不能平稳驾车，那么乘车的人就不能安稳地坐车；老百姓惧怕统治者而不听政令，那么君王的统治地位就不稳固。如果惊马不好好驾车，就要想办法使它安静下来；老百姓不听政令，最好的措施是使他们得到实惠。选用贤德的人，推荐诚实谨慎的人，表彰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照顾好孤寡无依的人，尽力帮助贫穷的人，假如能做到这样，那么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如果老百姓顺从政令而支持国家，君王的统治地位才能稳固。经传上说：“做君王的就好比是船，老百姓是水。水能载船，水也能翻船。”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里，荀子拿驾驭马车为例，说明马车要想平稳行驶，就必须有善驾的人才。进而说明处理国家大事如同驾驭马车一样，要选拔贤能的人，推举忠厚恭敬的人，提倡孝敬和友爱，收养孤寡之人，补助贫穷的人，如果是这样，百姓就会安心国家政事，拥护统治者。否则，失去民心，百姓就会像洪水一样倾覆统治者这只船。
8、商鞅：法必明令必行
商鞅，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因助秦孝公收复河西失地，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商鞅在秦国实施一系列变法，使秦国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便国不法古。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后，得到秦孝公重用。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好，必须有赏有罚。有赏有罚，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但秦孝公害怕旧贵族与国人反对而犹豫不决，有大臣建议召开朝会命臣工共同商议此事。朝会上，权臣甘龙、杜挚代表旧贵族利益集团反对变法。杜挚说：“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意思是，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的工具。臣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意思为：“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商鞅进一步指出，“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而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也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就是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商鞅以历史进化论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进行了充分舆论准备。
立木为信。变法前，商鞅又以“立木为信”方法取信百姓。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意思是：商鞅变法的法令已经准备就绪，但没有公布。他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告示：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他十斤黄金。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又出示布告说：“有能搬动的给他五十斤黄金。”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集市北门，商鞅立刻命令给他五十斤黄金，以表明他说到做到。接着商鞅下令变法，新法很快在全国推行。
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战国•商鞅《商君书•画策》中写道：“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这几句大意是：圣明的君主不能只看重仁义而应该重视法度。制定法律一定要公正严明，颁布的法令一定要执行，这样就可以达到使国家强盛起来的目标。“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鞅认为，言论不符合法律的，不要听信它；行动不符合法律的，不要推崇它；事情不符合法律的，不要办理它。他建议，作为国君的，一定要把法律意识溶化在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上，真正做到依法办事。凡是不符合法律精神的，不听从，不提倡，不推崇，也不去做。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国君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虚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样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经济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关系，废井田开阡陌，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封建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曾评价：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9、韩非：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
韩非，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著《韩非子》一书。韩非继承发展了前期法家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吸收了儒家和其他学派的思想，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廉政理论。毛泽东在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时批注道：韩非子师从于荀子，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的封建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主之道忠法。作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法为本”的观点，主张国家治理应以法为根本。他提出统治者要公私分明，奉“公法”而治国，强调君主倘若不明于公私之分，任人不当，赏罚不公，那么“上有私惠，下有私欲”，国家政治必然会走向腐败。他在《韩非子•奸劫弑臣》中论述道：有法术的人作为臣子，能够效法度量规矩的言论，对上能明白表达君主法令，对下能使奸臣走投无路。君主身边亲近熟悉的宠臣，就一定会说：“我不抛弃邪恶的行为方式，尽心竭力来侍奉君主，反而以相互结党营私、胡乱毁谤赞誉来求取安乐，就像是背着上千斤的重负掉到了深不可测的水潭中还想求得生存一样，必然是没有机会的。”安乐和危险的道路就是这样明白，那些左右近臣怎么能用假话虚言来迷惑君主？而群臣百官又怎么敢因为贪婪而鱼肉百姓？因此臣下能够向君主陈述自己的忠诚而不蒙蔽君主，下级能忠于职守而不怨天尤人。这就是管仲之所以治理齐国而商鞅之所以强大秦国的道理。
同时，韩非还认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又说：“人臣有私心，有公义。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法律符合民意，人们就“乐生于为是，爱身于为非”。由此可以看出，在韩非设计的廉政建设秩序中，首先要确立法律规范，即立法，通过规范使各级官吏各守其职，依法行事，赏罚严明，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禁奸于未萌。韩非在重视“以法治国”的同时，还提倡“以术促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所谓的术，就是依据其所定的职位而授予官职，按照其所定的名称来考核实绩，规定生杀之根本。而考核群臣之能力的东西，是统治者才能执掌的。他还在《韩非子•解老》中分析道：“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意思是，人一旦有了贪欲，公平正义的人生观就会被打乱；人生观被打乱后，贪欲之心就会加重；贪欲之心加重了，邪念就会占据上风；邪心与贪欲占领头脑后，办事就会不讲法律与原则；办事不讲法律与原则，祸患和灾难就要临头了。因此，他强调，若君主善于术，则大臣不敢滥用权势；不善于术，则臣下就会擅权作乱。
为了防治腐败的产生，韩非首先是“明法令”而“禁奸于未萌”。他认为：“刑罚严峻，民众就安宁；赏赐太滥，奸邪就滋生。”刑罚严峻是国家太平的首务，赏赐太滥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民众的本性是喜欢赏赐而不喜欢刑罚。所以明君治理国家时，明定奖赏，民众就努力立功；刑罚严厉，民众就服从法令。民众努力立功，政府的事务就不受侵扰；民众服从法令，奸邪就无从产生。最好的治理，要把奸邪禁止在尚未发生之时，不给奸邪之人留下可乘之机。
奉足以给事，而私无所生。韩非继承与发展了重“势”的思想，因“势”倡廉，认为：“事在四方，政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韩非看来，君主要维护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权势便只能一人独掌，而不可以转借他人。统治者一旦失去一分权势，臣下就会把它变成百倍的权势去利用，造成危害统治的后果。只有君主掌握权势后，才能使国家安定，天下臣民归服。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常常是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危险有害的就要避开，这是人之常情。韩非认为，一切社会无不表现出人的自私性，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以及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自我利益的基础上的，而人的本性必然影响到官吏的从政道德。因此他提出：明君的国家，官员不敢枉法，吏属不敢谋取私利，用财物贿赂行不通，如此，国中万事就都能符合法度准则了。这样，臣下作奸犯科的必定会被察觉，察觉后必定严惩。所以有能力的君主，不寻求廉洁的官吏，而追寻必定能察觉臣下奸邪行为的制度。
此外，韩非还指出：“上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属下也。”主张“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誉莫如美，使民荣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奉足以给事，而私无所生。”通过合理的“明法”“利民”“厚禄”等手段构建国家廉政体系。
10、慎到：官不私亲法不遗爱
慎到，战国时著名思想家，著有《慎子》一书。他早年学黄老道术，曾以齐国稷下讲学而负盛名，受上大夫之禄。后成为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的法家政治主张，把国家职能用“法”规范化：一是要求统治者仅仅是国家职能的执行者，是法的工具；二是把治理国家的潜规则变为公开的依法治国，同时强调“官不私亲，法不遗爱”。慎到倡导的法治与廉政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建设的一个新创举。
民一于君，事断于法。慎到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坚决主张“法治”。而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尊君和尚法。为了保证“立公去私”，奉公守法，慎到提出“分”的概念，即分清职守，不得逾越。这样所有的臣民都被法分解成特定的个体，“法”是唯一的联结纽带，便于君主控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具体体现在“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做事必须完全依法行事。“治国无其法则乱，宗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
慎到还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得到贯彻执行，从而产生很多弊端。
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在统治者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慎到重视法，强调法的作用，认为立法要上合于国家利益，下舍于百姓习俗；在法律的推广上，主张先进行引导，让人熟知。他认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应依法行事，反对心治，反对徇私情。他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强调“无法之言，不听于耳；无法之劳，不图于功；无劳之亲，不任于官。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意思是，统治者不可过多地听那些空泛无益的议论，而应根据法律制度来评判时政的得失。不合乎法律的话不要听，不合乎法律的辛劳不给以赏赐，没有功劳的亲属不能任用他们做官。当官的人不能因亲徇私，法律对所爱者也不应有特殊的施舍。从上级到下级，都不能讲私情，办事只可把法律当作依据。慎到认为国君如能“因人之情”来立法，立法以后凡事一断于法，就能治理好国家。
“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慎到认为，国君不要去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应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尽量让臣下去作，以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下之所能不同”，而都能为“上之用”，从而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他还认为，“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如果国君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决不能把各方面的事办好。因为“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即使“君之智最贤”，也必然精疲力竭，不胜其劳。而且国君如果事必躬亲，一个人去“为善”，臣下就不敢争先“为善”，甚至会“私其所知”，不肯出力，慎到认为这是“乱逆之道”，是“君臣易位”。等一旦国事有差错，就会“臣反责君”，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的事出现，国家就可能出现动乱。
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
慎到还提出反腐倡廉思想。“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他指出：拥立天子是为了治理好天下，并不是设置天下来为天子一个人服务；拥立国君是为了治理好国家，并不是建立国家来为国君一个人服务；设置官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并不是设置官职来为长官个人享乐。慎到从公私观上将天下、国家和天子、国君区分开来。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守职”，而反对忠君。君主本人也只能为国、为“公”，而不能“行私”。为了防止国君行私，慎到反对国君“自任”，而要求国君“任法”，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君权神授”说。
在《慎子》外篇中，慎到指出：“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奢者心常贫，俭者心常富。”这几句大意是奢侈的人即使富有仍不富足，节俭的人虽然贫穷却有余剩；奢侈的人心里常常觉得经济短缺，节俭的人心里常常感到已经富裕。在这里，慎到倡导人们戒奢倡俭，知足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