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以“天子之耳目，朝廷之腹心”自居，原本该做的是“彰善瘅邪、整纲饬纪”的事，要“私惠勿酬、私仇勿报”，要“言出如山、心清似水”。但有时，御史也靠不住。

　　严嵩是明代权臣，“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明史•严嵩传》)。而御史对他的弹劾可谓前仆后继。从嘉靖十六年，严嵩还没有入阁开始，御史桑乔就弹劾严嵩“上负国恩，下乘舆望”(《明史•桑乔传》)，嘉靖十九年，御史谢瑜弹劾严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明史•谢瑜传》)。到御史邹应龙扳倒严嵩时，前面共有十位御史弹劾过严嵩，但都没有好下场，不是被贬、除名、下狱，就是被廷杖打死。

　　后来，严嵩与内阁首辅徐阶互斗，严嵩斗不过徐阶，明世宗越来越倚重徐阶，将严嵩冷落一边，徐阶将严嵩败相渐露的信息透露给御史邹应龙，御史邹应龙冒险上疏弹劾严嵩父子贪贿误国，明世宗下诏逮捕严世蕃，以“纵爱逆子，辜负圣恩”之过，将严嵩革职，令其回乡。

　　最后，御史林润弹劾严嵩之子严世蕃，说他勾结倭寇、图谋造反。明世宗震怒，将严世蕃处斩，严嵩被削职为民，所有家产被抄没，“籍没之数，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不可数计”，一代权臣终被扳倒。

　　监察体系严密如明代，加之御史“士气不衰”，仍然无法阻止严嵩边腐败边升官，以至于盘踞权力津要二十年，成为“不倒翁”。可见，监察管不管用，不在御史，也不在打铁者自身过不过硬，有没有屡败屡战的精神，而在皇帝，皇帝是不是真心想反腐，至为关键。

　　所谓“主圣臣直”(《汉书•薛广德传》)，遇到唐太宗这样能虚怀纳谏的皇帝，御史尚能发挥作用；遇到像明世宗这样“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明史•邓继曾传》)的皇帝，把你的正当监察行为视为离间君臣，痛加责罚，那就不只是自讨无趣了。明代监察“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而明代的贪腐也是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

　　从徐阶暗示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可以看出，御史经常是官场上朋党之争、打击异己的工具。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长期擅权，收贿敛财肆无忌惮，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网罗党羽，在监察机关安插亲信。

　　严嵩通过一系列收买笼络手腕，操纵御史，设立弹劾防护墙，很多御史与其说是皇帝的监工，不如说是严嵩的打手。只不过，严嵩收买笼络御史，他的对手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还是被御史参了要命的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