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改革开放相伴而行，共同成长，其成就之大有目共睹，举世罕见。但是，由于传统的惯性和法治建设的不够完备科学，没有把权力完全关进制度的笼子，有的甚至一旦权力在手，就把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当作自己的私家后院，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戏弄法律，擅权妄为。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人的问题，虽然只是个别现象，却集中并且极端地表现了权大于法的恶劣封建传统。有的领导干部，虽然对于党纪国法有所敬畏，行事处世知所分寸，但是，思想深处没有法治思维和法治素养，决策办事很少考虑于法有据、法定程序。有的竟然在政府机关大院内让人冒充警察，维护秩序；有的用所谓领导批示对抗依法清理整顿；有的信奉“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无视法规，暴力拆迁，甚至利用人们的恐惧组建“艾滋病拆迁队”，进行强拆；有的公然干预司法，从用单位公函为职工说情，要求法院免于处罚，到用“红头文件”否决生效的司法裁定，完全是“什么法不法，老子就是法”。党政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对法律没有敬畏，人民群众对法律就难有信任。有人编了一个段子：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笔头（批示），笔头不如口头。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片面，但确实道破了权大于法的尴尬局面。有人批评一些领导干部缺少法治意识，“谈法治时滔滔不绝，做决策时权力滔滔”。

　　  权力大于法律的主要原因是权力过于膨胀、过于集中，缺乏制约，缺乏监督。而权力膨胀集中的过程，又往往打着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在这个旗号下，一切权力被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书记，什么事都由书记拍板。党的领导因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这是对党的领导的严重曲解。建构法治传统，关键在于破除权力迷信，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