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官员的人文修养决定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关系官员自身形象和国家形象，关系人民福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主要包括君子之道、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心灵生活，仁政思想、天下观、包容的胸怀六个方面。践行传统文化，提升人文修养，需要官员在大本大源上着手，在为学上着力，在个人修养上下功夫，在转变发展和执政方式上用心，在改革创新上推进。
人文修养是指一个人对人的生命、价值、尊严和意义理解和把握的内在素质和修养，是文化内化于心的过程，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对掌握国家公权力的官员来说，其人文修养水平，直接决定着执政能力和水平，关乎国家命运，关系到人民福祉。正如孟子所说“唯仁者宜居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年来不断爆出的官员道德失范现象表明部分官员在个人道德修养上的严重缺失；一些官员信仰缺失，“不信马列信鬼神”，则折射出不少官员传统文化的根基太浅；现实中一些官员的雷言雷语，暴力执法，野蛮拆迁，暴露了部分官员人文素养的匮乏。２１世纪，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对作为执政者的官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官员的人文修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关系国家形象，关系到国际竞争力的高低。
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得以延续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同志在山东曲阜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作为执政者的各级官员亟需从这个精神宝库中汲取个人修养和治国理整的大智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传统文化中与官员人文修养有关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君子之道
古往今来，每个国家，每种文化都为本民族、本国人创设了做人的标准。古希腊是先哲先知，欧洲中世纪是骑士精神，英国是绅士和贵族精神，法国是斗士，美国是英雄，德国尼采提出超人，日本崇尚武士和浪人，中国的先哲则提出了君子之道，从而奠定了几千年做人的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种影响对后人是巨大的。“自天子以至庶人，壹皆是修身为本”，《世说新语》、《格言联碧》、《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关于君子，主要涵盖以下四个方面。
１．君子的标准。对于什么是君子，孔子孟子等人并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采用列举的方法来陈述君子的种种表现。《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君子的表述，其中提到君子的有１０７处，提到小人的有２４处。比如“文胜质则饰，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有三戒”，“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等。另外孔子还将君子与小人进行了有效切割，并列举了其截然相反的表现，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可以说“君子”成为后来的士大夫们追求的做人理想和标杆。
２．高尚的人格。作为君子，对于士大夫来说，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讲气节和名节，注重人格的塑造。比如孔子讲“不降志，不辱身”，近代的胡适在其上增加了一点，即“不降志，不辱身，不追求时髦”。孟子讲“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大丈夫也”。这种高尚的人格，为后代士大夫树立了典范，其中涌现了一批志士仁人，如颜回、屈原、陶渊明、李白、范仲淹、苏东坡、文天祥、于谦等人。其中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是官员所最可宝贵的财富。
３．安身立命之道。“命”是中国哲人和普通民众经常议论的话题。孔子讲“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讲“莫非命也，顺受其正，修身以俟之”，荀子讲“节遇谓之命”，庄子讲“知其无可无奈何而安之若命”。作为君子，作为士大夫应该知命，这种命不是指阴阳五行那种意义上的命，而是讲能够洞察天下大势和社会走向，对自身能够做出恰当的判断，从而能够做到知进退，知命安命立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真正做到廓然大公，物来顺应。
４．修己安人，内圣外王。古人特别是官员都讲修身，最终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做到利人利他利天下。
（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如果说君子之道讲的是个人的修为的话，那么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则是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人与人关系最基本的原则，孔子和孟子都有论述。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突出了人与人的平等，特别是人格的平等。
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官本位体制中，上下级是不对等的，下级对上级都是很尊重、甚至是惧怕的，很少有人冒犯上级的尊严；如何对待下级最能反映一个官员的人格魅力和人品。孔子在谈到上下级关系时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悦也：悦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意思是讲，在好的领导手下做事很容易，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讨好他却难，而在不好的官员手下做事却正相反。因为不好的官员官气太重，趣味低，对下属求全责备。
实际上，人人都需要尊重，即便在封建专制社会，也讲求君臣以礼相待。“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古人讲“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刘备与诸葛亮，唐太宗与魏征是君臣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的典范，他们之间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三）关注人的内心世界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外国人亚瑟•史密斯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人缺乏精确的观念。鲁迅先生曾说“四万万中国人患了一种病，那就是马马虎虎的毛病”，胡适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差不多先生传》为中国人这一陋习画像。不可否认，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精确观念，缺乏西方的那种实证主义精神，统计报表之类的东西是近代才传到中国的。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文化就比西方差，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人过得是一种心灵生活。这一点你从中国的山水画中可以看得出，它更多的是写意，写人徜徉于山水之中的那种自得之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北宋理学家程颢的这首诗，最能说明这种意境之乐。实际上这种心灵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胜枚举，如《归去来兮》、《兰亭序》、《滕王阁序》等。
（四）以民为本，施行仁政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可以说追求“不忍人”的仁政，是几千年来广大志士仁人的理想。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白居易的“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韦应物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都是这种理想的写照。正是有了这种理想，才涌现了一批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一个官员如果没有恻隐之心，没有对人民的同情心，便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一个官员只有对人民抱着深厚的感情，才会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五）胸怀天下的担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礼记•礼运》中的一段话，中国的传统士大夫都有天下的意识，无论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说天下观念已经牢牢印在每一个志士仁人的心中。正是有了这种天下为公的观念，古人才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终生追求，才有了大无畏的改革信心与勇气，出现了商鞅、王安石、张居正、谭嗣同等一批改革家，他们之个人荣辱生命于度外。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是这些改革者的精神支柱。
（六）开放包容的胸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追求，作为政府官员更是重任在肩，责无旁贷。中华民族历史上强大的时期莫过于汉唐，文化的繁荣莫过于唐宋。这几个朝代之所以能如此强大或富有，与统治者开放包容的胸怀是分不开的。要想拥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就要承认并尊重人的多样性，对于差异、不同、另类，甚至异端，能够抱以宽容的态度。
司马迁在《史记》中指摘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的过失，并将刘邦的痞子形象描述的一览无余，他还不以成败论英雄，将项羽写成了大英雄，而汉武帝没有像秦始皇一样将它焚毁，而是让它流传下来，晚年的汉武帝还向天下颁发了罪己诏，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和清醒。
唐朝非常的开放，当时的长安有７０多个国家的外交使团，有７万多名外国留学生，朝堂上有不同国度、民族和种族的人做官，唐太宗从谏如流，武则天是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风流韵事被白居易写成《长恨歌》而流传后世，而这在实行文字狱的明清两朝是不可想象的。宋太祖开国之初就颁布诏书，本朝不杀害任何一个有不同意见的文人，刻成铁卷，放在太庙里。欧阳修的《朋党论》印证了朝堂内不同意见可以存在，王安石变法中有不同意见的官员最多是流放，但却没有生命之忧。胡适先生曾称赞说，宋朝的政治是最文明的。
二、践行传统人文精神，提升官员人文修养
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现实对接，回应现实，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当下，官员践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提升人文修养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先立乎其大者———从大本大源处着手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官员在工作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各种诱惑，面临各种选择，始终面对着如何处理义利之辨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孟子给出了答案“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所谓“大者”，对于官员来说就是要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为官目的。
许多官员之所以对名利患得患失，关键在于没有“立乎其大者”，从进入仕途开始就没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没有搞清楚”做官究竟是为什么”这个基本问题。自然导致的后果是，为了当官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屡屡突破底线也在所不惜，掌握权力后，面对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必然是道德败坏，腐化堕落。
做官不是为了封妻荫子，也不是升官发财，也不是耀武扬威，衣锦还乡，作为政府官员，应该把胸怀天下，忠于人民，服务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自己从政的立脚点，真正以天下社稷为己任，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
“大者”确立之后，则会将“小者”如名利和个人荣辱得失置之度外。真正做到孟子所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做到如董仲舒所主张的那样“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始终把道义、操守、气节装在心中。
（二）好学近乎知———在为学上着力
一个官员的人文修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学习的内容，涉猎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通过学习领悟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知识，可以为提升官员人文修养打下扎实的人文基础、开拓创新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路。
在中国哲学中有丰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作为一个官员，要对人生有通透的认识。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很多关于人生的哲理。如“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易经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一卦是“未济”，都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生不可能事事如意，总要留下遗憾，对待名利上要善于“求阙”，否则就会不择手段，巧取豪夺。通过领略人生哲理，达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人生境界。
中国人重视“名”的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这是一种循名责实的定“名”思想，现如今每次年轻干部提拔都有人来质疑，是因为选拔的标准与程序“名不正言不顺”，而中国古代的科举制选举出来的进士许多都很年轻，这是因为当时社会普遍承认和接受这种“名”。
还有辩证思维，在诸子百家中有很多，“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种辩证思维对我们选人用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还有儒家的中庸思想，“极高明而道中庸”，主张行为做事避免极端，避免矛盾激化，两败俱伤，对当今的社会治理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此外，文学修养有助于一个人认识自我，感悟人生，了解社会，洞察世界。发现美，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培养鉴赏能力。如果一个官员对陶渊明、王维、赵树理、孙犁的作品多有涉猎，必将为作者笔下的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气息所感染。甚至产生“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在城市化进程中主政者如有这种修养，必将会对城市的规划和城镇化建设提高审美层次，避免大拆大建和文化的低品位。大量的历史典籍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社会治理，避免失误，重蹈覆辙。佛教的化育功能可以丰富思维方式，令人产生敬畏之心。古代书法绘画等艺术可以愉悦人的性情，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高人的审美情趣。
通过学习可以开阔胸襟大略，把问题看得更透一些，把名利看得淡一些，对待名利拿得起，放得下，算得到，做得完，看得破，撇得开，真正做到“智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
（三）知行合一———在个人修养上下功夫
官员的人格魅力是一种重要的领导力，是一个官员个人修养的集中体现。官员的人格魅力主要包括言行的文雅、度量的大小、见识的远近、待人的厚薄等。而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历史典籍的人物传记中有许多关于各色人物的写照，为各级官员提供了镜鉴。周恩来同志是传统儒家文化实践的典范，在他身上体现的温文尔雅、平易近人、风度学识和修养征服了无数人。提高个人修养，除了知识的涵养之外，重要的是要做到知行合一。
１．知耻近乎勇。现在的官员之所以道德败坏，腐化堕落，关键是不知耻，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以丑为美，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不以为耻，反而为荣。比如现在某官因贪污腐败落马了，落马者和其他人并不对此反省，而是认为自己或他人倒霉。也有一些官员时常抱怨自己待遇低，经常将自己待遇与大款商人看齐，而对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梁启超在评价顾炎武时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不被其泽；不耻地位不如人，而耻品格不清”，可以说切中了当下一些官员的病根。
２．力行近乎仁。徒文不足以自成修养，官员应通过内省和躬行来提高修养。要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修养，在处理与同事和上下级关系中，在与人民群众的交往中提升自己的修养。坚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把尊重、理解、关心他人作为自觉遵守并身体力行的美德。在官场交往中，摒弃“甘如醴”的小人之交，坚持“淡如水”的君子之交。要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
３．致良知，减私欲。从政者应寡欲，官员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望。要减少自己的肉欲、财货欲、权势欲、虚荣欲。
（四）以人为本———在转变发展和执政方式上用心
１．实现科学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物质主义思潮涌入，人们内心压抑已久的求利取向被调动起来，在唯ＧＤＰ的发展取向下，出现了环境污染、道德滑坡、贫富差距等突出问题。在国家经济实力和个人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人们越来越成为物质的奴隶，心为物役，出现了严重的物化和异化，发展的最终结果违背了人的目的。
为此，我们必须矫正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导向，以人的幸福为最终追求目标。要善于从传统文化中去挖掘，寻找人们的精神家园，烛照人的内心世界，在发展上达到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
发展要做到以人为本，政府在决策中应注意四方面：决策要科学，要注重实证，要分析权衡利弊，切忌拍脑袋；与民休息少折腾、不折腾；注重长远，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万世之功；要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和幸福感、幸福指数，多做得民心之事。
２．行政管理要体现人文关怀。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专门谈到了“穷人的经济学”，贫弱者的生存状态，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最精确的体现。“人们观察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并不是看摩天大厦、汽车高铁，而是看大桥下面、白云深处，看一个社会如何对待流浪者、贫病者、残障者、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为贫弱者留一扇门，是一个文明社会最醒目的‘地标’。如果社会最底层的‘草根’都能得到呵护，那也就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有制度保障”。各级官员要深知行政管理的最终目的不是惩罚人，而是为了人，服务人。在行政管理中要以人为本，提升管理水平。真正把权力对象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对人民群众要有恻隐之心，对他们的疾苦要感同身受。“民胞物与”应该成为官员和行政管理者的必备情怀。
（五）审经答变，返本开新———在改革创新上推进
对于传统文化，不是盲目接受，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文化中人文修养的“内圣”部分在当今仍有积极作用，而“外王”部分许多已经陈腐和落后，如权谋之术、厚黑学、官本位、潜规则，则应当抛弃。
要善于将传统文化与时代的需求对接起来，推陈出新，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永远是历史和时代的最强音。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９２年他在南巡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和李克强同志在多个场合强调改革，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十八届三中全会小组审议时，多次谈到商鞅变法和王安石改革。李克强同志多次强调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当今，支持和推动改革应该成为每一个官员的自觉使命。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纵观历史，专制社会主要靠人治，往往人亡政息，引发社会动荡。政治文明的社会，矛盾能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社会能始终在平稳的轨道上运行，可以有效避免社会动乱。政治文明也是执政者和官员自信的一种表现。２１世纪，政治文明应该成为社会治理中的常态。一要敬畏人民群众；二要包容异己、政敌、不同意见。胡适先生专门讲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见包容的重要意义；三要自觉接受各种监督。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时候说“这个办法已经找到了，那就是让人民来监督。”习近平同志讲，“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另外我们还应该积极向世界学习，吸取全世界先进文化为我们所用，特别是西方的法治思维、科学决策等。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人的幽默气质，增加幽默细胞，改变中国官员给外界的刻板拘束形象。
三、结语
梁启超曾这样说“天下事到底是要靠有学问有才具的人去做的，倘使有学问有才具的人不能在自己心术上痛下一番革命功夫，则这些人都是为天下造孽的人。天下的罪恶混乱，一定香相寻于无已”。